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食物安全概念以来，其内涵、外延一直都在不断变化，关注点从宏观转向微观，从数量转向质量，从食物可供给性转向食物可持续性[1]。《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指出，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趋好，但食物生产还不能较好地满足营养需求。中国居民同时面临着营养不足、隐性饥饿以及营养过剩的三重困境[2]。微量营养素(主要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会引起机体不良反应甚至导致疾病，国际社会把改善全球的微量营养素缺乏作为重要的公共卫生政策之一[3]。国家食物安全是家庭和个人食物安全的基础，家庭食物获取安全和个人营养安全则是食物安全的终极目标[4]。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分析

1.1 贫困农村的食物安全问题

1.1.1 贫困农村环境对食物安全的影响 我国贫困农村居民家庭是食物安全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之一，贫困农村居民家庭的食物安全是我国未来食物安全的核心问题[5]。重视贫困农户食物安全是关注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利的需要，确保贫困农户食物安全有助于保障国家整体食物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6-7]。为解决农户食物安全问题，王兴稳等[8]运用联立方程组进行相关研究，分析贫困山区道路、季节性饮用水短缺对农户营养、健康的影响；运用多元回归方程分析西南贫困山区道路状况等对农户食物获得能力的影响，居住地距集贸市场越远、道路状况越差，农民食物的多样性及膳食综合评价得分越差[9]。

1.1.2 贫困农村家庭食物安全影响因素 宏观食物供给能力是确保食物安全的前提，微观食物获取能力是食物安全的关键[10]。资源、生产投入、自然灾害、消费需求和国际贸易等风险是我国家庭食物安全的5大风险[11]。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面临食物不安全风险；健全农村市场体系有助于家庭食物安全的实现；耕地资源是贫困农村实现家庭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12]。农户收入不确定性对食物安全产生的负面效应一般大于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促进效应。家庭食物安全状况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13]，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农民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最主要因素是农民实际收入水平[14]。面对食物不安全现象，低收入家庭应变能力较弱[15]。家庭食物安全主要受家庭成员购买意愿与购买力的影响，家庭成员内在动机是影响可持续食物安全的主要因素[16]。

综合评价家庭食物的获取与分配行为是微观食物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17]，农村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有利于家庭食物安全[18-19]，妇女赋权程度对农户食物安全水平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0]，提高农村家庭食物安全需要调整、匹配农村食物系统的各种安全驱动因素[21]。聂凤英等[22]基于陕西等三省1 368户农户的调查，发现中国西部贫困地区6个样本县食物不安全农户比例为14.9%。食物营养知识缺乏等是导致农户食物不安全的主要原因[23]。样本县各种生计资本的平均综合水平偏低，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食物安全状态的显著性因素，且对农户食物安全具有正向作用[24]。样本农户遭受的冲击对其食物安全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户冲击影响较大[25]。

1.2 生物多样性与稀释效应对食物质量安全的影响

1.2.1 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与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26]。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粮食生产系统的基础，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7]。粮食安全既有对单产和一定种植规模的数量要求，也有对投入物质安全和土壤健康的质量要求，还有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以及对生产者充分激励的经济要求[28]。顾莉萍等[29]将食物多样性方法与食物最低需求量相结合，通过食物缺乏种类来判断贫困县的食物消费和供给多样性，食物缺乏种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贫困县食物安全状况。

1.2.2 农作物稀释效应与食物必需微量元素下降 日常膳食结构中仅突出某种淀粉食品，虽然能提供足够的热量，但不能提供保障良好健康所需的适当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30]。单位体积农作物产品中部分营养素，尤其是微量营养素含量有下降趋势，对农作物中必需微量营养素产生了稀释效应，导致单位体积营养素含量的下降[31]。Davis[32]推测蔬菜营养素含量的下降可能与其产量性状的改进有关。农产品微量营养素含量下降的可能原因：(1)栽培技术使农作物产量增加，但经济产品中多种矿物质元素的含量与产量并不一定是强正相关关系，导致产量增加“稀释”了矿物质元素含量；(2)育种技术主要以产量和收获指数等农艺性状作为改进目标，导致微量营养素含量在基因水平被“稀释”[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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